关于画社的一点感想
刘 见

 

二零零四年八月
 
杨柳青民间木版年画,是天津乡邦文化的瑰宝。对于这一宝贵的文化遗存,天津杨柳青画社在近五十年的维护工作中,做出了很显著的成绩。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重视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天津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即派美术干部探访杨柳青,组织抢救木版年画遗产,并于一九五八年成立了天津杨柳青画店,即现今的天津杨柳青画社,由最初的单一出版,发展成以出版杨柳青木版年画、水印国画、胶印年画及中堂画、画册书籍为主要业务,具有研究、创作、编辑、出版、发行、销售等机制的正规的国家艺术出版社。
作为中国四大民间年画之一的天津杨柳青木版年画,也因为有天津杨柳青画社这一个国家艺术出版社的存在,和其制品的印行发售,使杨柳青木版年画的声望大增,扩大了知名度,誉满全国,甚尔饮誉世界。不少外国的知名艺术家和学者,也都给予极大的关注和研究兴趣。杨柳青年画所以能有今日之盛誉,是与天津杨柳青画社的工作分不开的。
六十年代初,为筹建杨柳青年画博物馆,天津曾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年画画版、画稿及其他资料的征集。组织专家和美术干部深入杨柳青镇及其附近村庄,找线索、家庭访问、开座谈会,征集画版四千三百余块,及各种有关文献资料,其中即有清代乾隆年间画师的画稿。戴廉增老画店的后人戴绍臣先生一次即捐献画版三百多套,一千六百多块。此外,尚有河北省文化局调拨与天津的年画画版四百余套,一千五百余块。这些珍贵画版皆存于天津杨柳青画店。不幸的是:“文革”中一部分画版和资料遭到损毁,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画社现存杨柳青年画画版一千一百余套,三千余块;彩绘印制品,包括贡尖与三裁约七百余种,四千余幅;坯子两千余种,九千余幅。而且不少彩绘制品,是经过装裱成轴画的。这些画版、印制品及有关资料,可算得是杨柳青木版年画的珍贵遗存了。大多是“戴廉增”和“齐健隆”两家画店的精品,如《莲年有余》、《麒麟送子》、《十美图》、《西厢院聘请张君瑞》、《二顾茅庐》、《长坂坡》、《大观园》、《荷亭消夏》、《白蛇传》等等。除一些及后来采风所收集的年画资料外,这一万三千余的彩绘制品及坯子,都是画社组建以后所印制的,使所收集的年画遗产保存的生命系数大大增加。这是不可忽视的一大贡献,也是其他民间年画产地所无法比量的。
民间木版年画的制作技术和方法,绝大多数是师徒辈辈口耳相传。这是非常抽象的文化遗产。一辈老艺人故去,如果没有徒弟继承他的技艺,那么这一部分的人类文化遗产就消失了。杨柳青年画,在新中国建立前已濒临消亡,当时从事这一行业的老艺人,不是老故就是改行,已经不绝如缕。自五十年代初组织杨柳青年画生产合作社开始,就对技艺传承问题给予关注,招收徒工,聘请老艺人,并开办美术训练班。组建画店后,规模扩大,勾、刻、印、绘及装裱分工明晰,各有车间,都有老师傅负责传授、指导。如陈林祥、潘忠义、张兴泽、马云清、肖福荣等,培养了几代技术人才,使这一民族民间的技艺精华得以传承下来,而且得到发扬。目前尚在天津杨柳青画社工作的年轻技工和老师傅,就是这一无形文化遗产的载体,与有形的遗存画版、画稿一样,亦是极为珍贵、应该予以保护的。
画社从开始就对这一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给予极高的重视,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研究和创新,目的是使这一民间艺术在新的时代亦能为现实生活服务。继承和创新是个很严肃的问题,为了避免机械地模仿,他们反复认真研究了传统年画的精髓,从体裁题材的选择、构图的设计、人物的塑造、敷色的规律、背景的配置等等方面,一步步地做着尝试,创作出一批新的杨柳青年画,有的作品还在各种级别的展览会上获奖,并被送到国外展出。这只是创新尝试的一种。另一种,是在一些喜闻乐见、历久不衰的传统题材年画的基础上,略加出新,给以新的意念和情趣,如一些新创作的娃娃年画,在市场上倒是很为人们所欢迎。
当然,画社之所以能在维护杨柳青木版年画这一文化遗存的工作上,做出如此的贡献,是与画社的多种经营有关。没有其他出版经营的经济收入支持,这一文化遗存的保护工作,是难以持续到今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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