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盈资本配资张军扩：“十五五”要抓好三大关键性决定性任务

　　——访第十四届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张军扩

　　■张一鸣

　　什么是影响“十五五”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性、决定性因素？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日前独家专访了第十四届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张军扩。他认为，在“十五五”面临的诸多重大任务当中，有效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加快形成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加快实现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三大任务最具关键性和决定性，只有解决好这三个方面问题，供需关系才能比较宽松，经济循环才能比较顺畅，经济才能获得稳定和持续发展动力。

　　把握“十五五”面临的关键性、决定性因素

　　中国经济时报：如何看待“十五五”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如何把握“十五五”面临的关键性、决定性因素？

　　张军扩：按照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目标，我们要在“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十五五”发展状况如何，能否实现持续稳定的高质量发展，将直接影响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能否顺利实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天盈资本配资，科学谋划“十五五”发展，要把握战略重点，抓住关键性、决定性因素，突破瓶颈堵点，补强短板弱项。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对我们思考和把握“十五五”发展的战略方向和重点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那么，什么是影响“十五五”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性、决定性因素呢？大家可以从不同领域、不同角度提出不同看法，我感到最重要的是三个重大问题，也可以说是三大重点任务。一是有效提升消费者消费能力和消费信心，加快形成扩大消费长效机制，持续有效扩大消费需求问题；二是有效恢复房地产市场信心，释放正常住房需求，加快形成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问题；三是加快实现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问题，既加大重大科技攻关、有效解决“卡脖子”问题，又切实加强我国基础研究、增强前沿创新能力，为更长时期的创新发展奠定基础。

　　只有这三个问题得到比较好的解决，才能实现巩固拓展优势、突破瓶颈堵点、补强短板弱项的要求，供需关系才能比较宽松，经济循环才能比较顺畅，经济才能获得稳定和持续发展动力。也只有在经济增长比较稳定持续的条件下，绿色转型、共同富裕、风险化解，以及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等其他重要方面问题的解决，才能够具有较好的基础和回旋余地。

　　有效提升消费者消费能力和消费信心

　　中国经济时报：您谈到了要有效提升消费者消费能力和消费信心，加快形成扩大消费长效机制，持续有效扩大消费需求。“十五五”期间如何有效扩大居民消费需求？

　　张军扩：近两三年来，为扩大消费需求，从中央到地方，都采取了不少政策举措，从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来看，政策效果比较明显，无论是消费品零售还是服务业零售，都取得了相对不错的增速。而另一方面，从物价水平、企业效益、微观感受等方面情况来看，市场需求仍显不足，供需失衡问题依然突出。

　　在从宏观层面分析居民消费问题时，最重要的一个观察指标是居民消费率，即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考察我国居民消费率水平及变动趋势，有两个典型事实需要重视。一是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居民消费率明显偏低。2024年我国居民消费率提升至39.9%，与主要经济体达到1万美元后5年时的水平相比，偏低程度为10%—20%。二是从变动趋势来看，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居民消费率经历了一个先降后升的过程，特别是近15年来，居民消费率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从这两个典型事实我们首先可以明确地看到的一点是，我国居民消费率偏低并不是一个新问题，而是长期存在的，至少在2010—2016年期间，偏低的程度比当前更为严重，只不过由于那时尚处在房地产快速扩张阶段，投资需求、出口需求比较旺盛而被长期掩盖。这种情况也说明，当前我国消费需求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不是现阶段居民消费需求减少了而需要通过刺激促进其回升的问题，而是如何有效解决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的问题。

　　我国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有历史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原因，但最为主要的，还是社会保障相对不足、居民预期不稳、消费信心不强等问题。因此，解决消费率结构性偏低的关键，是要大力度显著提高保障水平天盈资本配资，使居民形成长期稳定的安全保障意识。

　　如果再从居民消费需求的内部结构来分析，根据有关研究测算，目前在商品餐饮等实物性消费方面，中国居民与国外平均水平甚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并不是很大，差距比较大的主要是服务性消费，包括教育医疗、家政服务、养老护理、文化旅游等。服务性消费不足，既与保障水平和公共服务不足有关，也与消费能力、消费信心不足有关，更与服务供给侧能力不足、面临不少短板弱项有关。因此，扩大消费不是简单刺激居民商品性消费，也不是简单需求侧的问题，而是需要双向奔赴、相互适应。

　　基于以上情况，“十五五”充分有效释放居民消费需求潜力的政策，要从三个方面用力。一是逆周期性消费刺激政策，要在总量不减、持续用力的前提下，不断优化商品性消费的支持范围和结构，并以更大力度支持服务型消费，特别是要针对群众急难愁盼的教育、医疗、养老、生育等方面问题，通过加大补贴力度，提振消费意愿，增强消费能力。二是要适应我国发展阶段和水平变化需要，以较大力度提高低收入人群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水平，有效提升我国居民的安全保障预期和消费信心。三是加大供给侧政策力度，要通过减少准入限制、优化监管政策和加大国内标准、品牌、环境建设力度等举措，扩大优质服务供给，特别是要针对国内急需而供给难以满足的服务消费领域，加大对内放开和对外开放力度，尽快通过市场力量引入优质服务供给资源更好满足需求。

　　有效恢复房地产市场信心

　　中国经济时报：对于房地产市场，您提到了要有效恢复房地产市场信心，释放正常住房需求，加快形成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如何看待当前房地产市场走向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张军扩：在当前阶段，虽然需要消费需求在拉动经济增长中发挥更大作用，需要显著提升消费在总需求中的比重，但这并不意味着投资不重要了，更不意味着可以放松扩大有效投资的努力。解决消费需求结构性偏低需要通过完善社保等结构性政策进行调整，需要一个过程，是一个慢变量。另一方面，扩大投资的空间和潜力依然不小，只要相关体制和政策环境到位，投资依然能够在“十五五”时期继续成为拉动增长的重要力量。

　　充分释放和扩大有效投资，关键是实现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今年1-7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仅为1.6%，而如果扣除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长5.3%，可见主要是受房地产投资继续大幅下滑的拖累。房地产投资持续回落，最主要的影响因素还是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不及预期。当前房地产市场的销量和价格下降程度都在进一步加深，大中城市房价收入比、住宅租售比等指标仍显著高于国际合理水平。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变化，既有市场波动性周期性变化的影响，更有发展阶段、发展模式等结构性变化影响。房地产市场走出困境、真正实现止跌回稳的关键，不仅有赖于前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的基本化解，也有赖于市场正常需求和市场信心的基本恢复，更有赖于新发展模式、发展业态的基本形成。

　　虽然过去那种以解决住房短缺为特征的大规模甚至粗放式扩张的时代已经结束，但以解决住房“好不好”为主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依然很大，而且会持续更长时期。这些方面投资需求虽然很大，但很难通过过去那种简单的房地产开发模式来实现，更不会再有土地财政那种激励机制。充分释放这些投资潜力，需要根据国内外成功经验做法，结合我国具体情况进行创新探索，关键是要协调和平衡好各相关方的利益关系，厘清不同主体的责权利，充分发挥好政府、企业、业主、社会等各方的作用和积极性。

　　今年6月13日国常会提出，要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扎实有力推进‘好房子’建设”，并从“有序搭建相关基础制度”“在规划、土地、财政、金融等方面予以政策支持”等方面作出部署，提出要求，正是从优化体制和政策环境方面释放投资潜力的重要举措，对于促进形成房地产发展长效机制无疑十分重要，相信“十五五”期间会持续贯彻落实。

　　加快实现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中国经济时报：加快实现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更长期发展奠定基础，“十五五”期间如何加快实现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张军扩：科技水平的快速进步与新产业（300832）新动能的不断壮大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突出特色和亮点，“十五五”促进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必须不断加强和巩固这种良好态势。

　　随着我国科技水平和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我国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也面临阶段性变化。过去的科技创新虽然也取得了不少突破性进步，但就整体而言，主要还是属于跟随型、改善型创新。“十五五”要从跟随式创新为主转向前沿创新为主。

　　前沿创新面临两个方面的重要任务。一是要着力解决技术“卡脖子”问题，进一步增强我国产业发展的安全与韧性。二是着力解决基础研究相对不足与增强长期科技发展后劲的问题。成功的关键，是要加快形成与新时期新阶段前沿创新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和社会生态环境。

　　比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方面，需要进一步处理好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与构建充满活力创新生态系统的关系。经过多年发展，当前我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所积累的创新资源与能力已今非昔比。要创造各类企业平等参与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的环境，更加充分有效地发挥好企业力量、市场力量、社会力量，共同形成科技创新的合力，让更多前沿技术从中源源不断涌现出来。

　　再比如，随着科技创新从技术追赶转向前沿创新，科研的不确定性增加，传统的强调计划、时间控制、结果控制的线性管理方式很难适应前沿技术创新和基础研究的规律和特点，需要根据实际不断优化和完善。要改革评价激励方式，增强容错性、容败性，形成鼓励敢冒风险、潜心钻研的体制环境和社会氛围。

　　还比如，在新形势新阶段如何处理好自主安全与开放合作的关系、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加强开放创新，如何形成一套能够处理好这二者关系的原则、体制和政策框架，也需要在实践中探索创新和完善。